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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”不去看他，我盯着外边铅色的苍穹，那种颜色让云层都变得十分沉重，“他寄给了你录影带。”“我没有听你说过。”出乎我预料，他语气平缓而笃定，“你从来不提。”“没什么好提的。痛苦的事情还需要不断去回想吗？”“你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很严重。你需要找个人谈谈。”“创伤后应激障碍？”我麻木地张合着嘴，“我以为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。”这句话终于令他静默了片刻。“你需要找个人谈谈。”然后他又重复。“跟你谈吗？你是要给我做心理咨询？”我回头迎上他的视线，感觉到自己笑了一下，“秦森，你现在也是病人。我们都病了。你忘了吗？”和我想象中的一样，他面无表情地枯坐在床边，维持着最开始的动作，就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动弹分毫。但就在我笑的时候，他的腮帮细微地动了动。“谈谈。”两秒过后，他坚持，“谈你记得的。”“我全都不记得了。”后脑勺靠在柔软的枕头上，我疲惫地合眼，隐约知道他要问什么，因此信口编造谎言，“回避和麻木造成的选择性遗忘，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之一。你知道的。”“五天前陶叶娜和你在厨房聊过几句。”秦森却不像俞美玉那样单纯，而是镇定地直入主题，“之后你情绪极度不稳定。你问过我，我是不是怪你。”顿了顿，他声色平淡地陈述事实：“你记得。至少记得其中一部分。”我睁开眼对上他的眼睛。他也正在看我。“不要骗我，魏琳。”他说。雨声又渐渐近了。我眼前亮起一团火。跳动的火舌碰到了我的脚，要将我吞卷入腹。在灼烧带来的疼痛侵袭大脑之前，恐惧率先将我侵吞。我听到了我的声音。比后来任何一次哭喊和请求都要刺耳的声音。“是我选的。”我告诉自己，也告诉秦森，“是我。”他好像抱住了我。我不太确定。我的脑袋里只剩下一句话。那同样是一个事实。是我杀了孩子。是我。☆、我惧怕火。比起死亡，我更惧怕火。至于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我不能确定。只记得我父亲曾经说过，我在两岁那年经历过一场火灾。当时他和母亲都不在家，只有保姆留下来照顾我。恰好是冬季，我午睡的时间长，保姆小憩了一会儿，便如常趁着我还在午睡的时候出门闲逛。但那天她一时疏忽，忘了关掉她睡的副卧的电热毯。副卧紧挨着父亲储酒的小房间，不久就酿成了大火。后来母亲每每提起那场火，都要拉着我的手掉眼泪，说我福大命大，没有被烈火烧死，也没有被浓烟呛死。倒是作为当事人的我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对这件事并无印象。可是我潜意识里怕火，只要见到那团小小的、发亮的跳动的火焰，就会感到毛骨悚然。因此从小到大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在我面前点过蜡烛。父亲戒了烟，不再使用打火机。甚至在过年时，我们家也不会划火柴放鞭炮。接触火的机会少，我几乎都要忘了那种深埋在我潜意识中的恐惧感。我也没有机会确认，那究竟是强烈到何种程度的恐惧感。直到三年前那个人把我推到火堆边。直到我听见自己的选择。“是我选的。”我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机械地张合，不断重复，“是我。”秦森把我按在怀里，一只手环过我的肩抓着我的左肩，力道大得像是要将肩骨捏碎。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，也不想看到。“不是你的错。”他在我耳边这么说。不是我的错？怎么可能。他怎么敢说这种谎话。“是我杀了我们的孩子。”我尝试纠正他，却突然发现自己嗓音沙哑得厉害。“魏琳。”他用温热的手掌压住我的后脑勺，“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。”低下头亲吻我的头发，他一遍又一遍告诉我，声音低沉而隐忍，“我知道。”我想说不要再自欺欺人，就算你骗得了你自己，也骗不了我。但我没办法开口。我的声带和我的嘴唇都不再受到我的控制，它们像被上了发条的节拍器，永远只能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。“是我选的。”我说，“我杀了他。你不知道。”那个人模糊的声音在脑海中闪瞬即逝。“我不会杀你。我当然不会杀你。”他的声音随即从记忆深处钻出来，仿佛在我身体里的某个部位发声，震动穿透了厚重的血层，直达我的大脑，“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是吗？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折磨，都不肯放弃你的孩子。哪怕是在刚才我对着你的脑袋开枪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松口。你可以为了你的孩子牺牲生命，我知道。你已经证明给我看了，我相信你。很伟大。”他不慌不忙，每一个音节都化作了强烈的气流挤压我的内脏，让我感到一阵叫人窒息的恶心，“不过你还记得我的假设吗？在极致的恐惧面前，人类会丧失最基本的道德。那么为什么天底下有那么多感人的事迹？为了他人甘受折磨，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——就像你这段时间做的那样。”我挣扎起来。我想要赶走那个声音。可它就在我的身体里，它摆脱不了它。有什么，有什么可以杀了他？“看起来似乎是因为，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信念或者爱，能够战胜恐惧。可我不那么认为。在我看来，原因只是他们面对的并非极致的恐惧。死亡不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。只有在人们心底最恐惧的事物面前，我们才能看到真相。”那个声音轻笑一声，像是在嘲弄我毫无用处的反抗，“你想试试吗？”我似乎听到了他渐近的脚步声，还有身下的床板被抬起时发出的老旧的“嘎嘎”呻吟，“来吧，我让你看看，你的‘伟大’究竟有多脆弱。”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忍不住尖叫，徒劳地朝前方的虚空伸手乱抓，妄图把那张根本不存在的脸撕碎：“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”“魏琳、魏琳——”秦森摁住了我的胳膊，前额贴过来，贴紧了我的额头。我拼命摇动脑袋想避开，左手刚接上的手指在混乱的挣扎中磕碰了床沿好几次，疼痛和记忆同时揪紧我的大脑，我无处可逃。秦森却丝毫不肯退让，转而跨上病床，用膝盖抵住了我的手臂。“魏琳……魏琳……”他两手捧住我的脸强迫我看他，额头用力顶住我的，近在咫尺的呼吸扫过我的脸颊，“是我，我在这里——你看看，你仔细看看——”我渐渐看清了他。我们的脸挨得很近，近到我甚至能够看清他下颚细细的胡渣。他变得那么狼狈，衣衫凌乱，近两个月未曾修剪的头发乱糟糟地搭在额前，快要遮住那双深陷眼眶中的眼睛。他太消瘦了。即使像此刻这样压制住我，也不至于让我喘不过气。我因而想起这几年我们是怎样过来的。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摆脱不了回忆。因为我根本没有真正活着。早在三年前我就死了。那个人夺走了我活着的全部意义。其中一个就是秦森。失去了抵抗的理由，我脱力，跌回了病床上。见我不再发疯似的挣扎，秦森重新靠过来，小心地搂住了我的身体。“没事，都不是真的。已经过去了。没事。”我听到他在我耳畔安抚。有风卷着雨水的潮气从窗口钻进来，拂过我的脸庞。我才意识到，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满脸泪水。恨意没有来由地涌上心口。我的四肢好像瞬间被那种恨意灌满了铅，霎时不堪重负。任由自己软瘫下来，在感觉到秦森支住了我的时候，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抬手捶打他。余光似乎瞥见左手的纱布被鲜红的血浸透，但我没有因此停下。仇恨促使我不停捶打他的肩膀，他的背。我多希望我的每一拳都有千斤重，能够捶碎他的内脏，让他生生死在我面前。我想说点什么，但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有出现？如果我是那样不堪一击，如果我的本性是那样丑陋……他就应该来救我们的孩子，不是吗？没有躲闪，也没有阻止我的动作。秦森仅仅是更紧地搂住我，任我无力地推捶。等医生护士闯进病房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早就按了铃。他们帮他制住我。针管扎进我的胳膊，镇定剂被推进我的身体。我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，四肢百骸都失去了知觉。朦胧中好像还能感觉到，秦森紧紧抓着我的手。四周安静下来。静得就像四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我从地下室出来，回到我们在长岛居住的屋子里。那时整个城市的供电系统已经在飓风“珊娜”的摧残下崩溃，街道上阒黑一片，我只能摸黑回屋，在玄关鞋柜的抽屉里找到手电筒和备用电池。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肚子，生怕不小心撞到什么或者跌倒，伤到孩子。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来到客厅，我尝试用电话座机拨打秦森的号码，拿起听筒才意识到已经断电。于是我上楼回卧室，打算寻到手机联系秦森。他那天还在布鲁克林开研究会，原定晚上回来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飓风而改变计划。经过书房时一阵冷风灌进来，我下意识地一颤，将手电筒的灯光投过去。书房原先紧合的窗已然大开，或许是锁没有上紧，被飓风刮开了窗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