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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但是仍旧有不少人认为，哈米特写的根本不是侦探小说，他写的只不过是穷街陋巷的赤裸裸纪事，随便放进一些疑案的成分，就象在马提尼鸡尾酒中放一枚棷榄一样。这种人是些大惊小怪的老太太——应该说两种性别都有，或者说根本没有性别，而且几乎平各种年纪都有——她们喜欢谋杀案带有郁金香花的香味，不喜欢有人提醒她们，谋杀是一件无限残忍的事，即使凶手有时候看上去象个花花公子，或者大学教授，或者头花白、和蔼慈祥的老太太。

  也有少数一些拥护正规的或典型的疑案小说的人给吓怕了，他们认为要是小说中没有提出一个正式严格的难题，环绕着它布置好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，那就谈不上是部侦探小说。例如他们会指出，在读《马耳他之鹰》时，没有人会关心到底是谁杀了斯贝的合伙人（这是这个故事中唯一正规的难题），因为读者一直在忙着想别的事情。但是在《玻璃钥匙》中，读者不断被提醒，到底是谁杀了泰勒·亨利，所得的效果完全相同；这种效果是一种充满动作、计谋、矛盾的目的和逐步突出人物性格的效果，反正侦探小说要写的也就此而已。其余都是客厅里练耐心的游戏。

  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一切（加上哈米特）还很不够。写谋杀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世界中，歹徒可能统治国家，甚至城市。在那里，旅馆公寓、有名的酒楼餐厅的主人是靠开妓院财的，电影明星可能是盗匪的眼线，大厅里那个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是彩票老板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法官藏有一地窖的私酒，却可能因一个人口袋里有一瓶酒而送他进监牢；你家乡的市长可能为了到手钱财而对谋杀案眼开眼闭；入夜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，因为法律和治安是句空话，从来没有实行过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有人沿路拦劫，明明看清楚是谁在作案，但是你马上躲开，混到人群中去，不愿出来告，因为拦劫的人可能有朋友为他报复，或者警方可能不喜欢你出庭作证，不管怎样，为被告辩护的恶讼师可以在法庭上对你百般侮辱，因为陪审团里都是他们挑选的低能儿。有党派背景的法官除了敷衍一下外不会加以干涉。

  这个世界可不是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，却是你生活其间的世界。有些心肠狠硬，冷眼旁观的作家就能够从中找到非常有，甚至有意思的材料。一个人遭到了杀害并没有什么意思，有意思的是杀他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原因，他的死是我们社会文明的印记。所有这一切，仍旧还不晚。

  凡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东西，其中都有补救赎罪的因素。如果这是高度悲剧的话，则可能是纯粹的悲剧。也可能是怜悯和讽刺，也可能是强人的粗声大笑。但是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，一个自己并不卑鄙，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。这种故事里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是英雄，他是一切。他必须是个完全的人，普通的人，但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用一句陈词滥调，他必须是个讲声誉的人，凭本能出，从必然出，不假思索，更不用说出口了。他必须是他的世界中最优秀的人，对其他世界来说也是够好的。我对他的私生活并不怎么在意，他既不是个阉人，也不是个圣人；我想他可能会诱奸一个公爵夫人，但是我敢说他不会糟蹋一个处女。他只要在某个方面是讲声誉的人，那么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个讲声誉的人。

  他相对来说是个穷人，否则他就不会当侦探了。他是个普通人，否则他就不可能走到普通人中间去。他爱惜自己的名誉，否则他就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。他不会无故受人钱财，也不会受了侮辱而不予应有的报复。他是个孤独的人，他有自尊心，你必须待之以礼，否则下次见到他时就后悔莫及。他说话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，那就是出语辛辣诙谐，富有幽默感，厌恶弄虚作假，蔑视卑鄙小气。故事就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相面作的冒险，如果不是生在这个擅于冒险的人身上，则也不成其为冒险了。他的知识之广令你吃惊，但这是理应属于他的，因为这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。如果有足够的象他那样的人在，我想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地方，但是又不免过于沉闷单调，不值得在那里过日子了。